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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呼唤可持续发展。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论坛:食品供应、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呼唤可持续发展。
新浪财经讯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论坛:食品供应、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呼唤可持续发展。

以下为论坛实录:

朱演铭:

接下来是我主持,我们主持的第一个主题是食品供应、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呼唤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跟美国比起来差不多八分之一,美国是中国的八倍,中国跟荷兰很相近,这就是为什么习主席最近去荷兰取经,荷兰是0.6、中国是0.8,但是荷兰供应了欧洲30%的进口,刚才党教授也说到了,荷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特别是在农业上。

我们可以从美国学习、从荷兰也学习,但是中国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要比现在大家碰到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大的挑战,食品 供应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有3.85亿人从农村要慢慢去城市,这是怎么解决的问题,我先先请叶兴庆先生从国家层面、从国策上看看食品安全的保障和食品供应, 中国国策是什么样的,看看从国家的层面看一下。

叶兴庆:

大家非常关心中国作为13亿多人口的一个大国,而且是在经济迅速成长当中的一个大国粮食安全的问题,在中国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历来是高度敏感的话题,中国人有粮食安全的心结是可以理解的,确实在历史上被饿怕了,现在人口也确实多。站在这个立场上讲,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成就,去年是6亿 吨,应该说这个产量比1978年将近翻了一番,但是我们给大家一个量化概念,从1978年到去年,我们的人口增加了4亿,人均的粮食产量从320公斤提高 到440公斤,从这一个数字大家就能够看得出来,过去36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粮食生产方面的成就。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担心,我们的人口还没到峰值,我们去年的人口是13.6亿,中国的人口增长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峰值,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结论,有些专家认为我们的人口峰值是14亿,也有人认为是15亿,不管是多少,至少表明我们现在的人口是13.6亿,还没有到人口的峰值,今后几年人口还要 继续增长。

第二的峰值是城市化水平,去年是53.7%,我们要到70%左右的进入城市化稳定期以后,还有将近17个百分点,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他吃的粮食、吃的动物性食品比农民要多,比城市的其他居民也要多,这个因素也是我们未来几年食物供应面临巨大压力的一个来源。

还有一个是说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在增长,中国的膳食结构改变还远远没有到位,我们跟东亚其他地区相比,目前的膳食结构今后还客观进一步地向提高 动物性食品所占的比重发展,这三个都还没有到位,今后一段时期我们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但是反过来我们的生产,刚才讲到我们是6亿吨的粮食产量,8000 万吨的肉类产量,6000万吨的水产品产量,这么高的产能是付出了很大的生态环境代价的。

下一步要稳住这个产能,而且产能还要不断增长面临很多因素的冲击,包括我们进口的因素,包括国内的劳动力转移以后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影响,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些年来发挥很好作用的农业支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也需要进行考虑。

所以下一步就是说怎么保障中国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间,能使我们的粮食安全、食物供应有一个稳定可靠的来源,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还是两条途径:

一,提高我们国内的产能。刚才党教授讲到的,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的意义,农业这个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自由贸易是普遍规律,农业有它的特殊性在里面,所以我们通过农田水利建设,通过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发展,来提高国内的产能。

二,进口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通过进口来保障我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间,使全体国民能够有一个稳定、可靠的食物供应,进口是一个 重要的渠道,问题不是进不进,而是怎么进的问题。就是尽可能使中国进口因素对国际市场的冲击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力也把它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朱演铭:

这个很难控制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20字里面说到要确保产能,要适度进口,如果你不适度进口,刚才说我们会给全世界送出去的是通货膨胀,中国改革开放30年,送出去的是通货膨胀,或者倒过来。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送出去的是通货膨胀,不是我们能够轻易用政策方式或者手段遏制它的。还是回到那句话,用市场化的手段做。如果用市场的手的话,你适度进口,适度这两个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愿望要适度,真的是不是能做到适度,是很大的问题,因 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大豆、玉米的净进口国了。等一下我们请老外回答这个问题。

我还是回过头来问,适度这个词儿是不是又有一些政府的足迹在当中,怎么搞这个适度,它实际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就停下来不让他适度、进口怎么办呢?适度这两个字是有问题的。

叶兴庆:

这个我可以回应一下,中国进口的因素国际上现在很担心,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又在说中国大量进口,会不会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很大的冲击,我给大家讲 一个例子就明白了。大豆的问题,十年前我们进口1000多万吨大豆的时候,国际市场大豆的贸易量只有两三千万吨,现在我们进口5000多万吨大都,国际市场的大豆量能力增长到7000万吨、6000万吨,大豆的价格并没有大幅度上涨,这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国际市场上的供应能力是足够的,只要你的需求是稳定的,只要国际市场的价格是稳定的,那么出口国对这个价格作出生产的反应是非常灵敏的。

现在我们是担心对国际市场造成影响,出口国是担心我们不进口他的农产品(9.80, 0.02, 0.20%),这三方之间怎么沟通的问题,我想只要中国的进口需求信号是均衡的、缓慢 的、有序地释放这个信息,国际市场的产能会逐步调动出来,这样不仅能够满足中国的进口需求,又不至于对国际市场产生大的影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朱演铭:

美国ADM是排名前五的大宗产品的公司,他们这家公司有1.3万节的铁路车箱,2250艘泊船,1200个货柜车,我不知道你要为中国进口多大 的大都和玉米。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么大的一个跨国公司,在这当中到今天为,为中国去年一年进口了百分之多少的进口量,是跟你有关的。

另外就是这些大豆、玉米、紫菜、油子、小麦,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产品,这个基本的产品会在食品整个供应链当中埋着,这个量是非常巨大的,你们想 过是做什么样的战略性调整,对中国这么大的需求,这是不是也会产生国际检的,我觉得中国安全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在这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问题是您进口占了百分之多少,你们对中国的需求怎么打算的,我们怎么能够友好地跟你们公司,中国怎么能够友好地跟你们公司之间建立起一种供需关系,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Ismael Roig:

非常感谢各位邀请我来到这里,中国在过去10到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在农业生产方面是明显的,但是在资源挑战方面还是严峻的。

回答您的问题,ADM是中国进口大宗商品的众多参与者之一,我们现在作中国十到十二家大型的大宗公司之一吧,我现在没有具体的百分比,我只是想说,我们只是众多向中国输入大宗产品的公司之一,今后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对于食品安全的困境,大家都谈论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人们对于自给自足的能力非常敏感,我们主要是从全球的粮食 安全角度上来看待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也就是从战略规划的角度上,分析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同样的战略规划,有稳定的资产、有稳定的贸易路线,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粮食的需求得到满足,不仅仅是通过国内生产,也可以通过国外的市场来满足中国的需求,现在中国只是进口粮食,并没有在 更多的程度上参与全球的粮食供应链,我觉得中国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

朱演铭:

中国应该参与到国际的食品供应当中去,来帮助全球解决食品供应问题,是不是这个观点。

Ismael Roig:

我的确认为它需要走向全球,不一定要去非洲,我觉得人们对于非洲的国际化有一些误解,一会儿我还会说,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全球性地扩张和贸易 的一体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并不是一个政治意愿或者政府意愿的问题,而是一个自然趋势。因为现在有一些国家他资源越来越少,中国需要拥抱全球贸易,而不是处于防御状态。想从国内找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是说只能选一个办法,你需要双管齐下,也就是说在国内增加生产做得还是不错的,同时还需要创造一个一 体性的全球市场,这样的话可以在更加长的时间里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么做,寻求找到国内的先锋公司,把它变成全球的生产巨头,比如说像ADM这样的公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中国的冠军公司,成为全球的大宗商品冠军公司呢?使中国感到更加有信心,对于国内消费、对于食品安全更有信心,不一定是90%,70%也可以,因为你可以控制向中国输出产品的 生产链,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全球的大宗商品生产,我们占250万吨,这就意味着尽管人口增长了20亿之后,我们就需要将这个粮食的生产翻倍,也就是从25亿吨增长到了50亿吨。

因此我们有生产粮食达到90亿吨的潜力,这里面尽管有一些误差,但是你去计算的话,可以发现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我们可以逐步地增长粮食生产的能力,尤其是在像美洲,这种粮食的净出口国,还有在非洲或者俄罗斯的某些地区,它不会来自亚洲,因为亚洲人多地少,尽管这个数字是非常眩目的,而且 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一倍的和平性,或者是从西半球、美洲增加粮食生产的千鲤,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战略性的看法,比如说从50年的维度上看,而不是以10年的纬度去看,我们就必须走出去,如果你是闭 关锁国,只是增加国内生产,它是有必要的,但是从战略上来讲是错误的,因为你就没有利用好国际市场,我认为中国需要找到合作伙伴和进行收购。

中国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收购了,我们的中国公司都已经并购了,我们也和一些中国公司进行合作,他们在欧洲买了一些品牌公司,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关 注于在海外进行并购,行为还是处于企业本身的行为,而不是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行为,如果以战略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有意义。中国对于世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在世界创造一个产业,它包括主要的一些中国的企业的话,他们不仅在中国国内,同时在人力资本、在 价值链方面也发挥重要的作用的话,就是一个双赢的成果了。

朱演铭:

我觉得您直接指出了这个问题,刚才回应我们Ismael Roig说的这个话里面,我的问题是你们全球化做了一些什么,跟ADM一起合作,看看全球的问题。另面我们20字方针当中还有一个是科技支撑确保国内的产能,这个当中的平衡你怎么做的?你怎么看机会的,我还是说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说从政治的、政策的,这是国家层面的,作为你企业来说,你在哪 里看到机会,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农业的,这样一个问题带给大家的是巨大的机会。你现在如果在做农业的话,还是不在赚钱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赚钱的,因为那么大的问题,这个巨大的问题是中国没有办法解决的,中国只能解决或者说提高全因子生产效率,如果说你能够提高全因子生产效率,如果你 能够像荷兰那样,因为荷兰的人均耕地跟中国是差不多的,荷兰能够做得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得这么好,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一,科技。

二,参加到国际竞争、国际生产当中去。

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司,光明你们在做什么,给大家看看你们在哪里赚钱。

余从田:

光明食品大家都知道总部在上海,主要是一家从事食品全产业链经营的国有企业,属于上海市国资委[微博]下面的,属于地方国企。目前我们有五家上市公司, 光明集团比较特殊,从上海来说是打通产业管理部门的这种打破围墙成立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目前也有100万亩的农场土地,就为我们发展全产业链经营创造了 很好的条件,它也是一个农垦的、农场型企业。

100亩土地里边有50万亩是可耕地,12万亩的林地、10万亩的水面,所以这样就在承担上海市,菜蓝子工程或者说主副食品的供给安全,包括食品安全,以及评议农产品的价格上面,我们是发展主力军的作用的。

朱演铭:

土地是你租来的还是拥有的。

余天田:

我们跟大海要土地,开垦出来的。都是盐碱地,现在属于自有的。

朱演铭:

你这些土地在你手上,是不是真的赚钱的?你拥有那么多土地,大家就觉得我也去拥有土地吧,接下来问题就很大了,你就开始亏了,能不能说清楚你在拥有土地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赚钱的,在帮助上海市人民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赚钱的,如果你不赚钱的话,是不可持续的。

余从田:

我想今天这样,今天我主要谈的问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生态,高生态、高效农业发展,刚才大家问到了,我接下来再讲一下光明走出去的一些情况,以及关于土地内部是怎样运转的情况做一个分享。

这几年来光明集团在,我们有100万亩农场土地,所以我们在发展生态高效农业上面,特别是都市型的现代农业上面做了一些突进,应该说效果还不错,这里边有一些举措,一个是我们比较重视顶层设计的,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我感觉顶层设计很重要,因为我们国家整个产业发展,产业管理部门都是 分段管的,各个产业主管部门来管这个,所以说怎么样协同,从监管上面就要形成合力。作为我们企业更应该考虑底层设计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立足自己的优势、发展自己的优势,开展全产业链经营,所以说这个目标很重要。

我们就聚焦我们农场的土地资源,在粮食、包括生猪养殖、奶牛养殖、蔬菜的生产都制订了计划,我们想力争把它打造成上海市的重要优质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因为我们既做生产,更多的还是做一些集成供应的工作。

朱演铭:

你成为他的菜篮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他进口的价格比你在上海雇佣的价格更便宜的话,是没有办法阻止他进口的,现在中国今天变成了大豆、 玉米的净进口国,在这场竞争当中你扮演了什么样的战略性角色阻止他竞争,同时你刚才又说到了参加到国际间的竞争当中去,你在新西兰有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探讨的问题就是供需平衡的问题,进口和自己国产的问题当中,你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我们不是谈光明现在做什么,我觉得光明现在做什么是历史的问题,今后 面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食品供应、粮食安全的问题,你在做一些什么,你在做这些东西跟刚刚Ismael Roig说的,你们是怎么配合的?我觉得一个是中国企业、一个是外国企业,美国有得就是地,美国的产品送到中国以后,远远低于你,你不能够阻止中国的市场部买美国的东西。

我觉得刚才国策要注意的事情确实,这是国策的设计、国家顶层安全的问题,但是企业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这国家,能不能在竞争当中做到你的产品可以 跟他竞争,你比他更便宜,你的资产比他更好,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光明在做一些什么,这是大家更希望听的,而不是说历史说曾经你的那些总经理们,在以前曾经有过什么丰功伟绩建起什么,能不能从这方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余从田:

光明怎么样集成国内外的资源,我们是两条路。

1,把自身资源用足,通过开展内部整合或者说国内的收购兼并,打造全产业链经营,有什么好处呢?整个产业链的各种价值咱们都能分享到,同时最重要的是能够确保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现在做乳品,自己养牛在上海的比重很大的,我们可能是国有企业在养牛的、养猪的,我们现在自己养猪上市是100多万头,我们还在全国有大量的屠宰场,现在全国的销量是300万头,还有蔬菜,整个上海市市民的蔬菜供应我们占了70%,生猪包括屠宰也是占了70%,因为我们下边还有一个大的,上 海市的叫农产品的交易市场,包括国际农产品的交易,这个渠道都在我们手里。

朱演铭:

我再给你们一个难题,现在国家如果真的开放,因为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允许这样的公司我把它开放出来,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封闭的、有壁垒的, 你能够供应50%上海的市场,这里面肯定是有壁垒的,这个壁垒是保护了你,保护了你实际对我们人民和国家是不利的,我需要的是自由竞争、需要的是市场化的手段,如果接下来真正走向市场化的时候,你跟这个公司竞争怎么竞争,他的成本比你低、而且他的价格还便宜,而且他的食品安全能做到的。

所以这样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策略是什么,如果我们接下来中央政府说,真的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适度开放我们做适度进口的时候,以前从来不说的,一说大家都知道有更多的进口药进来,你怎么面对这个竞争。

余从田:

关于渠道这块儿,已经是高度市场化了。我们面临的大量竞争对手,不管是跨国的还是国内的龙头企业,农产品交易市场这块儿我们只是一个第三方,我们为供应商和客户提供一个交易平台的效果,这是内部。

第二个是说中国的资源不够怎么办?所以我们大量地走出去,大家知道光明最近几年来,在对外国际化这块儿,由于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这都是很正常的。

朱演铭:

哪个是成功的,哪个是非常失败的。

余从田:

成功的案例肯定有成功的必然,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走出去就更难。你比如说在成功的企业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个案例是在新西兰收购第二大乳品制造商,新西兰的奶源确实非常好,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奶源,也需要这样的产品。

第二个是澳大利亚,我们现在也在和澳大利亚开展战略合作,这次李总理到澳大利亚去,也见证了签约仪式,也是在那边利用当地的奶源、当地的产能, 为我们光明集团加工光明牌的乳制品,一个方面是供应当地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一方面构造进口到,利用我们的协同效应进口到国内来。

这里面谈到一个问题要进口、要走出去,以谁为主体就很重要了,我想一定是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不管这个龙企业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

朱演铭:

失败的案例是哪个?

余从田:

大家可能网上也看到了,比如说我们在澳大利亚收购了一个渠道企业,它也是国际化经营的渠道企业,我们也想收购澳大利亚一个糖制品,做白砂糖的,但是这里面最后没成功,失败的案例是我们对竞争对手,在我们基本上谈妥的情况下,高了一点点价格拿去了。

朱演铭:

你收购的是制糖的企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余从田:

被别人以更高的价格拿走了,当然还有我们国有企业的这个背景走出去,所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国有企业走出去会更加痛苦。

朱演铭: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过一系列的问题吗?我觉得把这个问题留给Charlie Sweat,他很有意思,他原来是美国的一个CEO,是美国最大的,占了美国70%有机蔬菜的市场,他成功地把企业卖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事业,这个新的事业是跟系统有关的。

我想问一下进口食品最近也发生了问题,进口进到中国来不代表这个产品是安全的,进口食品的安全是从源头保证的。

另外一个就是供需的匹配,我们在进口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进口,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个问题,我进口的进多了,当然目前是不够,以后是不是会产生一个问题,进多了或者需求跟供应实际不匹配,这里面是有一个问题的。

同时还要保证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特别是在国际的全供应链管理当中是一个问题,请Charlie Sweat谈一谈,你为什么要进入到支持这样的一个系统,对于食品供应和安全上来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肯定是看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问题,也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机会,你为吸收要做?跟大家分享一下。

Charlie Sweat:

大家下午好!当你想一下食品的供应问题,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食品供应问题,二十年以前是本地食品供应问题,在我们做有机蔬菜生产的时候,是在加 州,我们主要都出口到美国的西部,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增加,这一点我们也谈到了,随着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的好转,他们会想要给自己买更好的食品,中国现在在全球中产阶级增长速度最快,另外在拉美、南美都有一些中产阶级情况的改进,非洲也是会的。

因此在全球规模上,我们会看到中产阶级的经济情况改善,会进一步地加大需求,所以我们已经从本地的农产品生产变成全球性的农产品生产这样一个社 会,而且技术能够使得我们做到这一点。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你可以知道这个产品从哪里来的,在美国我们也可以扫描一下产品,知道这个食物来自于哪里,在哪里生产的,哪里进入供应链的。早期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农民,我们有很多土地,最开始是两英亩的土地,后来越来越多,等我们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已经是在23 个国家,一共有5万英亩的土地生产有机农产品。我们这么做是因为需求推动了我们这样做,消费者他们更加关注气侯的效应,或者说更加关注长期的环境考虑,所以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意识。

技术创造了意识,意识出现了,人们就有更多的要求,因此技术将继续驱动我们的社会以及全球食品的生产,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粮食供应链,不管大豆 是在美国生产的到达中国,或者是在巴西生产运到中国,中国生产也可能运到美国,也就是产品在全球实时地来回流动,使用技术帮助改进产量,这就能帮助解决一些关于人口增长和生产方面的数学公式。那么在技术方面需要了解一下气候变化预测未来,我们现在看到气侯对于农业产品有极大的影响。比如说玉米的价格现在达 到了最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就分析一下为什么,还有政策方面带来的问题(乙醇)等等,还有像中国、印度的发展带来的。还有美国中西部的干旱,也降低了收成。

所以在整个供应链都会产生影响,所以不仅仅是人口增长的问题,我前面谈到了麦肯锡,我们可以看到在气侯方面很难预计,纸上说一下很容易,所以有 一点我想说,农业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解决方案,有很多的移动部分,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必须要都可持续地来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在过去几个小时一直谈耕地。

另外还有海洋也需要可持续性地,必须要海洋能够可持续地生产蛋白质和海产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蛋白质来源。随着人口数的增长,对于蛋白质的需 求会增加,包括植物蛋白和海产品的增加,现在很难生产足够的谷物提供畜牧业的蛋白质。而且价格还会继续上升,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种方法替代蛋白质,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长期的情况,如果你知道如何使用技术、用大数据、用很多的收集数据点,就能够使得供应链的效率提高,使得农民和渔夫能够获得利 润,如果我们有一些工具能够帮助供应链从起源到消费者,我们就可以使整个供应链更加有持续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技术的发展,我们使用技术能够将一个小的有机生产概念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有机食物生产商,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的规模上采用这种技术,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从长期来讲给人们提供粮食是一个非常 大的挑战。

朱演铭:

我们目前谈的很多都是体制上的东西,是国家层面上也好、供需层面上也好,我们刚才谈的是走出去到国际上去,参与到国际的竞争当中,要去照顾我们国内的一些问题。他刚才说的大数据可能是我们接下来碰到的很大的问题,本身供需现在实际上是断档的,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当中我想问IsmaelRoig,你能不能回应一下,他刚才所说的大数据,在你们公司当中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你怎么知道中国需要那么多的产品,他的大数据对你有什么用吗?

我接下来还想再问点儿,回到我们叶先生这里,国家政策上、国家国策上是怎么看这个供需的。因为实际要做到真正的供需的协调上,不仅仅是政策的问 题,我觉得先让Ismael Roig,再接下来是叶先生,谈谈大数据,一个是国家层面上,一个是企业层面上,你在利用、使用这些大数据吗?你是怎么预测将来的,我们不是说到2050 年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明年的问题,你怎么能够决定中国缺少多少大豆,缺少多少玉米的。

Ismael Roig:

我们在美国的系统恐怕是我们在ADM全球网络当中最先进的,我们在美国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前面有人谈到过了,是荷兰的代表所谈到的,美国的市场是一个比较整合的市场,数据有点儿多,我想每一个农民大概是有400到450公顷的土地,在中国人均是不到1公顷,所以这种整合使得我们五六十年以 来,人口基本上都已经城镇化了,美国的农民他们都受到很好的教育,都受过大学的教育。而且也有最新的技术,比如说GPS,比如说今年的化肥使用少了,明年 可以使用更多,等等有很精确的计算,这是价值链的第一部分,极大地帮助我们保持了高的生产率,在美国还大规模地使用多种作物,我们不是农产品公司,但是我们从农民那里采购,农民他们整合行比较强,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保持,比如说1000万的关系,你只需要保持1000或者2000个关系就可以了,在这里知 识和信息我们就收集,比如说庄稼的情况信息,收集这个信息非常重要,除此之外ADM还开发了一些系统,使得我们能够用GPS的工具来了解实时的土地系统, 反馈到我们的中央系统里,使我们的交易人员了解到这个庄稼的长势。

还有另外一种是比较复杂的,就是USDA,他用卫星的图象,美国我们也在用卫星图象了解整个庄稼的长势情况,这只是一些例子。

朱演铭:

他刚才讲的ADM在用这些技术帮助他,你们光明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在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还是关心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走向国际的时候,中国的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你能不能回应一下,你们在做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科技来帮助你,包括他现在在全供应链上管理的GPS系统,来做很多管理的事情,光明有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余从田:

我们在打造全产业链经营过程当中,对供应链的信息化管理就显得很重要了,比如说种养殖过程当中,大量的信息化技术运用,我们能够比如说包括GPS的运用,这些都使用的。因为要解决这个农业高效的问题,这些技术要用上。

第二块儿是在供应链管理的信息化上面,包括电子商务,包括精准农业,各种技术都在尝试,包括各种大型的交易平台,用的程度蛮高的。

朱演铭:

你怎么预测需求,12个月之后的需求,你怎么做预测?

余从田:

我们相对来说还是借助第三方多一点,自己这方面做企业没有那么多精力。

朱演铭:

是不是做到你的客户的客户,比如说在中国的,特别是上海的消费者他的需求,能不能做到这方面地预测,就是我关心的是客户的需求,不是我的贸易商的需求,你能不能做到这个终点去。

余从田:

我们有自己的合作方。

朱演铭:

什么意思?

余从田:

有执行机构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朱演铭:

看看国家的层面上怎么使用大数据的,看看国家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国策,来帮助整个全供应链管理过程当中,供需的问题。

叶兴庆:

在信息化时代提高农业信息的精准度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些年我们确实也在,中国的信息技术确实进步也很快,在农业领域用,不要说是农产品的生 产和需求的预测方面,哪怕我打个比方,刚才党先生讲到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次土地确权、确权登记颁证,我们就用到了GPS,一亩地大概花 50、60块钱,能够非常准确地定位下来。

包括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间,通过卫星、遥感、气象预测,这些东西也都在用,但是我们也感到很头疼,很准确地了解农民的生产行为,很准确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这个现在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间确实还是比较粗糙的。

朱演铭:

我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代表了我们国家政府机构的,是不是面对2.29亿个小农,跟对付我们现在在座的企业家,相比来说你觉得哪个更容易一点,哪怕用大数据的话,我觉得是对付这些企业家可能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农业体制的问题。如果这个农业体制真的能够解决的话,在解决农业体制以前, 这个大数据能做到什么?因为农民都不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去电脑里面输数据都是不可能的。

叶兴庆:

我们信息的获得跟刚才讲到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关系,2.2亿个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确实太小,另外他们也会上网,也不会给你报那些数据。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比如说合作社,包括我们在座很多龙头企业,这样的话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下一步我们更准确地获取生产行为的信息 恐怕有帮助。

现在确实是很头疼,比如说我们这次要实行棉花的目标价格制度,大豆的价格制度,那问题来了,目标价格补贴跟什么挂钩?是跟农民的播种面积挂钩,还是跟当年的产量挂钩,还是跟当年的商品量挂钩,这样从中央政府层面很难做。

这次怎么办呢?就把大豆的操作办法,和棉花的操作价格交给地方,让各省自己去做,那我想省里面也很困难,这就是下一步要准确地运用大数据,就是需要改革我们的农业生产基础,就是我们的农业经营方式,应该走规模化的道路,走合作化的道路。

朱演铭:

这个就是机会,CharlieSweat你看到了吗?他现在提供给你一个商机,你的大数据真的能解决我们国家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吗?不是那么简单的,非常复杂。各省的问题、补贴的问题、你可能听都没有听到过,我们有补贴、各省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还有照顾各企业之间,全部链在一起,我们的后面元 素计算是非常难的,美国能够使用的技术在中国是不是能够运用起来,我给你挑战,我没有在跟你背后做过任何的沟通,如果给你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你就必须得解决,因为所有的人听着,没办法。

Charlie Sweat:

变革总是很难的,不管你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变革总是很艰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了解到,人们希望能够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好,因为他 们是以这个为生的,农民是在耕种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果要是买得起技术的话,他们会采用这些技术的,如果你交给他们怎么样有效地使用,他们是会学的。

我们开展了一些举措,在你的手机上有一些移动的应用,绝大多数的人当然现在都有智能手机了,而且还会智能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广,因为现在买起来 也不是那么地贵了。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些移动的应用,农民可以在天夜里使用自己的手机,那里边他们就可以在天夜里把数据都输进去,我们可以收集这些数据、加总这些数据,把信息时跟有关各方进行沟通,所以要用成本有效的方法使用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耕作方面,不管是在渔业或者是其他的农业,它的边际利润非常有限,所以你必须要能够使用得起这个技术。

朱演铭:

有2.29亿个小农,但是他们都是很穷,富不起,但是你有机会,你收他多少钱一个。

Charlie Sweat:

对你来讲是免费的。

朱演铭:

互联网都是说的是,我去参观移动互联网公司,一个个公司走过来跟你所有讲的整套告诉你说,怎么能够免费提供给终端使用者,他很傻?就像 Charlie Sweat一样的,一点都不傻,但是给了农民有这个机会,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会上来,如果大家都上来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流量就是财富。

最近看到京东上市285亿,到今天还是亏的,CharlieSweat我祝贺你在中国一定会有机会,2.29亿个小农,一定会愿意上你的,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他不是字。他没办法把他的数据输到电脑里面去,从来没看过电脑,更不用说iphone、ipad,他都不识字,你怎么办?

Charlie Sweat:

这太难了,我们就用图片的方式吧,我们可以用图片的这种方式。

我们的确了解多一点,如果你想要使用中文在智能手机上,屏幕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因为占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图片还是可以的,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认 图片,就比较便于使用,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够把这些应用带到农业世界,带到世界上的农业领域,因为数据和信息是从土壤开始的、从种子开始的。然后所有的上游不管你是出口还是进口,你都可以使用这些信息,让你的信息更加地充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如何从源头收集数据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断地积累价值,因为我 们并不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我们是卖软件要赚钱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是从信息的来源开始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才能够使得数据非常地宝贵,能够保证它的完整性,而且它的原始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朱演铭:

我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往深,你有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他刚刚说了互联网、云计算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未来,信息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可能在信息 化当中,中国三农这个问题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今天我们来谈有关视频和粮食安全的问题,往信息化方向走还是有希望的,作为你企业来说,你觉得光明在这方面用得到吗?可以用上去吗?可以帮助中国的三农改革吗?

余从田:

这个我们都在用,不管是供应链管理上还是电子商务上面,以及质量安全的追溯上面,我们都是在大力推进,应该还是走在比较前面。我感觉现在我们当 年关于大数据的问题,可能最主要的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从我们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现在大数据的整合和共享的问题,现在我们好多数据,现在说管理是分产业和管理部门来做的,甚至一些监管部门都是分段监管的,这些数据都是很分散,而且都不共享,不要说消费者,也不要说老百姓,就连我们企业有时候 也很难共享,所以政府这块儿首先抓起来这是一个切入点,政府一旦做好了,而且是强制进入的,我们企业就好做了,可以带动农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大量的信息技术公司。

朱演铭:

十八届三中全会说政府要慢慢从这当中走出去,就留你一个人在那里玩儿了,为什么?刚才说企业家要来玩儿这件事情,政府不能做这件事情,政府为什么做不了,政府本来就没有这个职能和没有这个责任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尝试让政府做这件事情,这是不对的,不能让政府去做。

像美国的企业,都是企业在做的,不是政府在做的,不能让政府做这件事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让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企业自己来做,你现在又把我们的这个责任推回来了。

余从田:

我们感到有的信息是必须要政府做的,你像食品安全监管这块儿,必须要抓,有的重点产品必须要抓,但是不要所有产品都扩大化,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现在咱们搞大家比较关心的食品安全追溯问题,现在追溯是中央政府在抓,中央政府到各个分段监管部门也在抓,到地方政府也抓,这些系统都是互不兼容的,有些是作为市场准入的一种条件来做的,这里面我们面临困难。

朱演铭:

余总我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他原来做这些系统都是不应该的,他如果做了这个系统以后不兼容的话,今天碰到的问题是昨天他做的决定,他的决定是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如果以企业来做,市场经济的方式做的话,可能不是这样的,他很多东西会考虑兼容的问题。

余从田:

有些信息是国家要做的,有些信息是属于行业做的,企业来做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关于企业的诚信,刚才食品安全是要做的,诚信信息是要做的,否则的话怎么管理企业、管理个人?必须要做,一放开以后就混乱了。

我想即便是最发达的美国,他也不会不做的,移民问题他能不管吗?他必须要管起来,这个是必须的。

朱演铭:

这样,我觉得有关大数据的讨论是没有底的,我回过头来还是讲科技,因为GDP地发展三个要素:

一,劳动力。

二,投资。

三,科技。

我觉得我们在转型,确实我们没有做好准别,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向荷兰、美国学习。

Ismael Roig你对中国非常了解,你是亚太区的总裁,在你的身份上,你的中国在哪些科技上,能够为中国所用的?不是从政府层面上,以前我们说政府认为荷兰是应该学习的,美国加州是应该学习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企业家能不能真的把这些科技用到中国去,美国的这一套非常高的全因子生产效率、荷兰的这一套,哪些是可以 被中国的企业用的,用的过程当中现在大的瓶颈在哪里?你看到的瓶颈在南理?你不能老是把你的产品卖给中国,你也得帮助中国,让中国自我保障刚才说的20字 当中能够做起来的。

Ismael Roig: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人力资本方面的挑战,这个好像是比较矛盾的,因为有很多的人口还是从事农业,但是又有一个双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你没 有足够的土地来实现你们需要的规模经济,这样的话有足够的土地,你才能够投资于拖拉机或者说其他的设备投资才是值得的,所以一个最基本的需要改变的事情,就是土地集中的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法,因为这个和人口的城市化还有老龄化都是有关的,可能需要一个20年、30年、40年的趋势吧,所以对这 方面我有一点点怀疑。当然了在中国我们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集中大规模经营的问题。第二个所遇到的问题是,在农村的人口,他们的教育程度是比较低的,中国虽然在这方面改善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绝大多数的改善是体现在城市地区的,大概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还有另外的50%的 人,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够强调人力资本的发展的话,以及对于人力资本的培训的话,就很难去弥补技术的缺口。

总结一下,为什么我并不觉得中国能够只采取一条线走路的政策,如果要解决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的话,既需要解决土地的集中,还有教育的问题,同时 还需要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尤其是我们需要在全球的层面上思考粮食安全的问题,需要吸引外部的一些合作伙伴建立起合作的关系,这样的话你不仅仅是购买资产,能够获得或者说是控制世界上的大宗商品,同时又能够得到技术和人力资本,而且这种人力资本是能够把这种技术在你们国家进行实施。

所以我们在思考中国在今后三四十年的农业发展战略的时候,要有一个平衡的观点。

朱演铭:

农业体制的问题是最大的瓶颈,第二大瓶颈就是人才缺失,特别是农商的人才确实,Charlie Sweat你去年11月在中国做了一次有关农商管理人员的培训,你参加了,做了教授,你有什么心得吗?觉得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你跟这些中国的企业家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中国的人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缺失,这当中有什么大的落差?

Charlie Sweat:

人才在农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1998年开始的时候(15年前)起步的时候,是手工收割蔬菜的,一般300个人要才 个2200英亩,我们没有办法用技术在小环境里面去进行收割,而且我们又很难得到300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不能够使用技术的话,大规模地去进行 的话,这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农业方面教育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教授人们耕作的最佳实践。大概一英亩的产出是2500磅,我们使用了最佳的实践,教农民如何使用最佳的实践、最佳的做法。今天平均的产量大概是7500磅了。所以教育非常重要,告诉人们怎么样把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你必须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培训。

朱演铭:

我觉得教育一旦谈到教育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政府要解决的,叶先生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觉得需要,这是我自己 一人的想法,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农商人才的培育问题,这是跟一个国家战略力量是有关的。这方面你们在研究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做这方面的问题探讨。因为中国的企业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农商企业没有农商人才,没有农商人才是因为中国以前是小农经济,在小农经济当中,不需要去培养较大规模, 以科技引领的这些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们中国农大出来的孩子,到了你公司里来,不是帮你工作的,是毁损价值的,他写了一些论文给你忽悠一下,拿着工资做没多久,没想到一季出来了以后,亩产原来的预计,跟你现在目前所面临的只有30%,你流转了那么多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你亏本。

这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是应该国家解决的问题,这是企业没办法解决的。IsmaelRoig刚刚来中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瓶颈的问题,我们刚才谈人才的问题是跟教育有关的,但是教育是国家要做的。

叶兴庆:

农业教育分很多层次,最基础的层次就是农民的层次,生产者的层次,这个不用说了,一般通过我们的技术培训都可以逐步解决,现在比较大的就是我们 的农商人才,农商人才从学校里面,从大学也好,从EMBA班也好,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农商人才本身我想更多的,恐怕课堂里面培养不出来,只能自己在 市场上锻炼出来的,真正成功的、杰出的商业人才,都不是老师教出来的,都是自己干出来的。

当然刚才讲到科技的问题,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粮食安全战略里面最后一句话,科技支撑,这里面现在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科技体制,我们 现在的农业领域的科研体制它的效率确实比较低,我们希望今后农业研发的环节,更多地能够移交到企业来,包括我们种业,种业里面我们非常希望国家的种业的研发资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源都能够重新组合,把它们组合到有实力的企业里面去,这就是今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也是跟我们很多农业龙头企业、涉农企 业的很大机遇。

朱演铭:

叶先生是不是可以在国家层面上给我们一些支持,在以前对农民的培训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未来的务农者一定不是农民,这点肯定您是赞同的。

但是如果国家的财政还是在不断地拨钱去培养农民,这些农民不愿意种地,你还培养他,我们现在目前在座的这么多企业家,他需要农商教育的培训,这 就是为什么我站出来了,去年去赞助农商教育,去年我做的所有农商教育统统是亏本的,作为企业做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应该会后好好商量一下。

另外刚才中午的时候跟IsmaelRoig一起也在谈,他们说我参与你的农商教育,来帮助你,终于有人陪着我没有孤单了。所以我觉得下一步会后是不是可以讨论,我来拜访您,我们看看为我们这些企业家,能不能也做一些补贴,补贴专门对企业家的农商教育的问题,因为未来我们的国家在三农问题上解决的 话,首先要让企业家成为领军者,而企业家现在没有能力。你想想看我们联想不知道今天在不在,联想一下子柳先生多好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到农业拯救中国,这个是民族英雄,真的是花那么多力气做农业,到今天为止他很难成功,因为农商没有企业家,他自己做计算机系统里面一大帮人来,农商跟计算机问题不是一回事儿, 他还是缺少农商的培训,慢慢什么时候理解到呢?我不是说联想,我觉得过几年以后,不断地看到自己公司在亏本的时候,才突然间慢慢逐渐发现人才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今天我们就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会后请教叶先生。今天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更主要的看了20个字,这20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在说的这20字,就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这个是我们围绕着这二十字看的一些问题。我们说国际检的沟通很重要,中国正好一边在向全世界进口,还在关心是不是维权世界带来了通货膨胀,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点。

我们在当中看到了中国要走出去,Ismael Roig先生刚才说了我们要走出去参与到国际的竞争当中,不能只是看中国,这是很好的观点。

另外在大数据当中,可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Charlie Sweat做的事情可能是为我们中国三农,每年初1号文件不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从信息化的手段当中帮助我们做很多的。

另外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今天在谈的,中国三农最大的问题是农业体制的问题,这就是我跟柳老谈的,柳老这么一个英明的学者,那么多年了对中国那么熟悉,一直指向的一个问题是农业体制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讨论了科技,科技等于人才,农业跟科技有关,科技跟人才有关,人才跟教育有关,我们的国策上教育要做进一步的改革,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教育如果不改革,我们未来的三农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这是我今天做的小小的总结,接下来大概还有5到10分钟的时间,把时间留给大家提问,向我们台上的所有嘉宾提问。

提问:

每一天我作为一个公民都看到报纸上报道非常痛心地说我们的学校从幼儿园系统到小学、中学,每一天都发生这样的食品中毒进医院抢救死人的事件,作 为一个公民来说,我看着特别伤心,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做食品的技术角度上提供管理,提供好的食品科技角度上,一个是做食品的公司,怎么样能够给政府一个好的建议?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帮助这些孩子,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是中产阶级,我们有判断力,我到超市可以买,我知道这个食品不好我不买、不选择,但是这些孩子他 们不知道,他们在学校里给他们什么吃的他们就吃什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中国社会非常痛心的事件。

今天大家都在谈食品安全,我就真想听你们的建议,给我一个好的建议,我相信媒体今天要报道这样的问题。

朱演铭:

今天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媒、小媒都在这里。

Charlie Sweat:

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食品有可能会造成伤害,如果没有恰当地处理的话。可以造成中毒甚至死亡,它会造成人们免疫系统的问题,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15年前做不到的事情,当我第一次去供应基地的时候,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测试产品当中的病原体,而这个产品只有17天的有效期,所以给我们的测试时间是非常少的。以前7到10天做的测试可以在12小时内就做了,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作为一个食品的生产者,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你要关心你的消费者他们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用的技术做这些产品的数字方面的测试,然后你就会从体制上确保问题不再出现。

那么我鼓励在产品生产方面的人,你们一定要进行相关的测试,用相关的技术来保持消费者的信心。

余从田: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说实在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它的风险不是零风险,实事求是地讲是这样的。

作为我们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来说,我们要尽量做到最好。建议这块儿,现在说小孩儿的问题、学生的问题,确实是很关键的,像我们光明也为小孩儿提 供学生奶,是国家定制的学生奶,我们怎么说?源头管理很重要,就是你说我生产者也好,不管是产地还是环境,首先要没有污染,然后生产过程要没有污染,还有更重要的是环节是物理和零售环节也没有污染,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些,特别是最终环节食品销售者要销售合格的产品给消费者,这是一个。

产品消费到学校以后,学校再给小孩儿吃,学校一定要加强食品安全管理,首先他要选一个资质比较好的企业做供应商,如果他因为价格问题、管理等等的问题出了问题,就防不胜防了。

再一个还有国家对这块儿还要监管,特别是为了小孩儿,现在国家对婴幼儿食品按照药品管理我觉得非常好,这些产品还要扩大,重点产品一定要管。像 欧美、澳大利亚一些产品羊肉、牛肉全部进行管理的,一定要上国家的统一平台,咱们国家要往这个方向做,国家要建统一的平台,建平台以后把重点的管起来,然后小的东西就好一起带动,这很关键。

提问:

粮食安全我也有一个信号,可能会放开玉米,玉米的进口量可能会继续增加。20个字里面有四个字叫适度进口。

进口了以后会不会导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更加下降?比如说土地撂荒更多,比如说农业科技因此退步?因为国外的粮食很便宜。

朱演铭:

我觉得你不用关心这件事情,市场化的手段不用关心这个问题,中国撂荒的问题不是说用政策方式解决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你还想让中国的纳税人的 钱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不能够引出去,因为媒体在这里,说的话写在报纸上到时候不太好,对我不公平。因为我可以说很长时间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应该去考虑更多的是用市场化的手段,我只能说到这里。

Ismael Roig:

如果进口玉米增加的话,你就可能遇到18亿亩红线守不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会出现,我们应该从比较优势方面来想这个问题,中国在生产水果和蔬菜方面优势更多,还会花卉方面。他们相对于玉米的生产优势更大。在中国从总体的最高收益来讲,土地应该用来生产附加值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更低,这样的 话可以雇佣更多的人,可以使得收益增加,让小麦和玉米还有其他的一些粮食从国外进口,但是它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依赖于国外的进口,我觉得这一点正好是中国人所担心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好地分布我们的资源,我们需要在长期的范畴之内确保粮食供应的路径稳定性,比如说从美国或者说巴西来进口玉米,因为它们 是属于整个价值链的一部分,我觉得让美国来为中国种植玉米,应该感到更加有信心。然后将出口更加富有价值的产品,像蔬菜和花卉。

叶兴庆:

哪种产品进口、哪种产品不进口,确实不是政府说了算的问题,取决于每一种农产品的进口优势,哪些产品进口得多,哪些产品进得少,过去十年是由市 场决定的,今后十年、二十年恐怕也是这的情况,过去十年为什么大豆进口多,是因为我们大豆的比较优势最先暴露出来它没有优势,现在大家关心的,为什么不关心小麦、不关心稻谷,而是关心玉米,也是因为我们对玉米本身需求是大,另外我们玉米的成本价格确实比国际市场要高。

下一步在市场决定下,如果玉米进口有所增长的话,会不会导致国内耕地撂荒,一个是玉米科技萎缩,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缺的还是地,腾出了地可能转向更有必要优势产品的生产,所以从地的角度不用担心。就是说玉米的科技本身,那就是国家的农业科技资源的分配。

玉米还是在谷物基本自给的范畴里面,我的理解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农业科技资源的分配,仍然会把玉米作为我们的重点领域,这个我觉得不会有大的问题。

朱演铭:

我们领导人慢慢走向的是市场化的道路。

余从田:

关于玉米、大豆这些重点农产品,我们先不说数量安全,谈的是供给,都没有问题,市场在里面发挥很大作用。同时政府在这块儿也要发挥作用,因为进 口这块儿首先一点我们讲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咱们的食品安全源头一个是产地安全,产地污染了肯定也不会有更加安全的食品出来,第二块儿是食品原料不安全,它也是一个问题,这里边我们就讲到了说转基因的问题,大家必须要考虑的,大都也好、玉米也好,这是转基因比较多的,非转基因的没问题,转基因的这块儿 怎么办?

咱们知道玉米、大豆,玉米在里面的蛋白质最终是做饲料用的,通过饲料进入我们的食物链,所以这块儿大都也是一样的,从大豆产生的豆油,这个我们不用很担心,大家学过遗传方面,但是大豆提油剩下的大豆蛋白,最后纷纷变成食品添加剂又变成我们的食物链。

基于这两个原因国家是不能不管的,特别是我们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这块儿一定要慎重,慎之又慎,不要因为一个市场行为,最后把安全这个国计民生最基础的东西放掉了。

朱演铭:

你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说市场化的,实际上企业不要市场化,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责任心不一样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睡着,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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