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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要让农民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4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于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韩俊在演讲时表示,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就农业现代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政策,总体框架其归纳为,一、两条底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两大任务,提高农产品(9.80, 0.02, 0.20%)的质量水平,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现代化体系;三、要加快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要让农民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方面,韩俊强调,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这个“集体”指的就是农民,所以要让农民感受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享有土地的收益。

韩俊称,中国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最需要突破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是土地城镇化大于人的城镇化,各级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1到2013年各级政府的土地收入高达20万亿。

粮食安全战略首次提出适度进口

韩俊表示,农业现代化政策首要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水平。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有十亿人口生活在城镇,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会使食物需求形成新的变化,为国内外的食品企业提供巨大商机。而随着城镇化推进,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也会下降。

对此,韩俊称,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应该更加透明,给国内外一个稳定的预期。中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同时提出适度进口,科技提升。——适度进口从来没写入过战略的”。

韩俊进一步展开称,我国的基本粮食作物,如小麦、稻米等要100%自给,谷物要基本自给,谷物以外,比如大豆,糖,牛羊肉没有强调自给,“实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整体的框架,平衡好粮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平衡好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平衡好粮食产量与保障粮食安全的关系,平衡好国际资源和合作共赢的关系,平衡好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关系”。

农业企业走出去

韩俊建议,中国要参于全球的农业竞争,扩大输出,鼓励中国企业参股国外的农业公司,提升中国农业企业参与国际化的竞争的能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韩俊: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刘吉老师邀请我来参加重要的论坛,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过10年的时间,受益于刘院长的精心的栽培,刘院长他的很多重要思想,我一直是认真学习,今天我想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论坛,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我想旧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一些最基本的政策的趋势,政策的走向也谈一些观点,介绍一些我们基本的一些看法。

可以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以来,就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论断,新的政策,我个人呢把这个我们政策的总体的框架,我把它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可以说有两条底线,这个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要有底线思维,一个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再一个就是我们坚持我们和完善我们农村基本的制度,又确立了两大任务:一个是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另外一个就是刘吉老师讲得加快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我们突出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要加快破除我们这种国外所特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下面我想分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提高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中国现在正在有中等收入的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这是全球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城镇化过程还在一个快速的推进,我们到2030年中国一定会有10亿人口居住在城镇,现在已经超过7亿了,也就是说今后还要增加近3亿城镇常住人口,那么我们DRC的课题组,我们去年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表明一个农民,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他适应了城市的食物消费结构以后,他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所以说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会使中国的食物需求呈现新的变化,也会为国内外的企业提供在农业领域,在农业食品领域提供巨大的商机,这是我们跟世界银行[微博]一块研究,我们做的一个图,我们把所有的食物折算成粮食,粮食宕量。

那么大家看一下,中国刚刚过了人均一吨的这条线,那么大家看一下,像意大利,很多国家像巴西,甚至像墨西哥,像匈牙利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当然不可能像西方人吃那么多的肉,喝那么多的奶,但是我们的食物需求还有一个巨大增长空间,这个图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尝试做这个分析的。

那么中国的粮食的自给率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我们现在低于90%了,如果包括大豆的话,那么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把饭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世界上主要依靠中国自己来确保我们粮食安全。

我想这个论断在国际上也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去年全球的粮食贸易量是3.3亿吨,去年中国的粮食消费达到了6.8亿吨,中国如果放弃粮食主要靠,依靠国内解决,国际市场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我们现在新形式下,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我觉得我们现在公布的战略应该更加透明,给了大家国内外一个更加稳定的预期,我们现在的一个完整的表述实际上是两层意思,我们强调要以我为主,要立足国内确保产能,同时又明确提出适度进口还有科技支撑,特别是适度进口这句话以前是从来没有直接写入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为什么说我们给国际社会的预期更加透明更加稳定呢?我们现在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口粮也主要是小麦和稻谷,那要基本上是百分之百要自给,我们有这个能力,谷物是基本自给的,我们过去讲的是粮食基本自给,我们现在把它大大缩小为谷物。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在谷物以外,你比如说我们的油料大豆,我们没有强调基本自给,再比如我们进口的牛羊肉包括糖越来越多,我们糖的进口毕竟500万吨,现在我们牛羊肉价格比国际市场要高2到3倍,我们奶制品的进口那是爆炸性的,一季度进口接近100万吨,那么中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需要确立一个总体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我们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我们要平衡好粮食数量和粮食质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平衡好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关系,我们要平衡好增加粮食产量与保障农业生态安全的关系,我们要平衡好利用国际资源与实现合作共赢的关系,要处自主创新,与加强国际合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领域强调我们自主创新,但是我们也要更好的来跟国际进行合作。

那么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我们实施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我们农业食品界非常关心我们农业走出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也要非常明确,我们鼓励农业走出去,我们不是说就到国外让我们的企业生产便宜的粮食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内不是这样的。

我们走出去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现在要参与全球的农业竞争,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农业输出,你比如说我们双汇收购了菲尔德,我们的中粮现在也在国外一些公司已经合作成功了,有的还在合作,在谈判过程当中,我们鼓励中国的企业要参股国外的农业公司,那么这一提升我们自身的基数管理水平,提升中国的农业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能力,我们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农业的跨国企业,这一方面我们跟国际农业跨国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现在可以说我们要解决中国人吃饱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基本解决了,但是怎么保证过只有中国人吃的安全吃的放心?这仍然是一个我们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当然面临一个很多挑战,要解决一个,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大,我们提出要用严谨,最严谨科学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出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还加一个最透明的知情,要建立一个从田头到餐桌的一个全程的控制体系。

让人民吃上放心食物,这是我们政策的一个总的纲领,但是要真正确保食品安全需要我们整个农业食品的供应链,我们要加强整合,特别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传统式的供应链,很难确保食品安全,也就是说大家买卖关系,没有长期的合同,没有相互信任,那么我们今后应该鼓励发展,这种协作式的供应链,当然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在一个公司内部完成政府供应链的整合,但是从国际上来讲也很困难,完全是一个垂直的一体化的供应链,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应该是很困难的,所以协作式的供应链,从全球的经验来看是农业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也是确保食品安全有力的工具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的农业政策就是讲的我们农业经营体制,这个方面的一些考虑,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推进现代农业,我们一定要解决好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谁来种地从全球来看,家庭经营是农业最基本的一个经营方式,所以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我们这几年我们的家庭农场可以说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到处发展起来。

有的上万亩,有的三五千亩,三五百亩的农场,甚至上千公顷的农场都可以见到,但是呢他采取了大部分采取了家庭经营的方式,怎么种地呢?要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就是鼓励这个土地要允许和鼓励和扶持这个土地流转,大家也非常关心将来我们的工商企业,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过程中,我们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城市的工商资本,到农业和农村中去发展是和企业化经营的重业,包括设施农业,包括农业产前产后的服务业,当然也有很多担心,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大家知道这个争论非常大,因为绝大部分到农业农村中去发展的工商资本及少去种粮食。

那么从全国来讲,工商资本到农业中去,种粮食的可能连10%都不到,我最近在江苏调研种稻谷的连1%都不到,因为很显然农业土地的租金不是由种粮食来决定的,他是种最有附加值,最有效益的作物的收益来决定的,比如说在江苏现在一亩地的租金一千块钱,在上海郊区已经达到1500块钱,这个租金要超过1000块钱,你怎么种粮食你都赚不到钱,他只能搞一些经济作物,但是从国家的政策制订来讲,如果都不种粮食,我们讲的这个粮食安全,或者都去搞非粮化,我们讲的这个以我为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个目的有可能就会落空,所以说我们是鼓励建立适度规模的农场,特别是家庭经营的农场,这一方面上海松江做的是最好的。

上海松江比如说搞农场的规模大约只有10公顷左右,不到10公顷,很简单如果一个地,有一个人种,技术上完全可以,但是这个村里面40、50岁的农民需要就业,他就需要建立这样10个家庭农场,规模一定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的人口比美国要多10亿人,但是我们的耕地比美国少10亿亩,中国的人口比印度多1亿人,但是我们的耕地比印度要少6亿亩,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还是不能够在现阶段把土地集中到极少数的人手里,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那么所以说对工商资本到农村去,我们政策是鼓励的,但是现在提出要有一些监管准入的政策,你首先不能盖别墅,不能搞高尔夫球场,另外也不能虽然来改变土地的用途,那么我们的三农政策在我们的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使得中国农民对土地享有更大的更多的权利,所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认真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这个明确的界定问题。

中国的土地现在宪法上是集体所有,但是集体是谁的呢?集体是农民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土地,农民感觉到他是土地的主人,我们要让他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那么现在这个权利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承包权,它也是土地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最后一点,中国的整个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破除城乡的二元体制。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最近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中国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哪些政策领域需要突破,我们认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领域。另一个领域就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建设需要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再比如需要在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当中,构建一个普惠型的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体系。但是最需要突破的是土地制度和我们的户籍制度,需要推进这两个领域的改革。

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十几年我们的城镇化过程是非常快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中国现在城镇化面临很大的问题是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农民的土地征过来了,各级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我们2000年到2013年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政府的土地收益高达近20万亿,我们地方政府这么依赖土地的出让,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些年的具体数据。

我们2001年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土地出让收益只有不到1000亿,八九百亿,去年已经达到4万亿以上,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比重,相当于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比重77%,1999年这个比重是很低的了,土地征用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土地的增值收益主要还是用在城市,用在农村占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是非常突出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城镇的常住人口大概是7.3到7.4亿人,其中户口在农村,但是在城镇常住的农民工和家属高达2.34亿人,也就是说接近3个城镇的常住人口当中就有一个是没有户口的外来流动人口,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融入城市,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个差别化的落后政策,上海、北京在过去十年,每年新增的常住人口接近45到50万,纽约华盛顿、巴黎、东京、伦敦,过去100年的发展历史上,每年增加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10万人,所以对这样的大城市落户还不能够一下子放开,但是北京市每年可以在北京得到户籍的已经是10万人了,我们鼓励这些中小城市要逐步放开,有序放开,或者有些城市直接放开对落后的限制。

农民关心的可能不完全是能不能在城市有个户口,他更关心的是我在城市能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所以说我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核心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工整体上能融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获得同等的待遇。

土地方面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目标是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稳步推进,这方面底线就是集体所有,中国现在如果宣布搞土地私有制也不现实,变迁有一个路径依赖,另外中国说现在不保护耕地了,也不现实。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底线就是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损害农民的利益,要解决好土地增值收益更加公平分配的问题。

农民最关心的是城镇化过程这么快、土地增值收益这么高,土地收益都去哪里了?所以说我们的政策是要让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不但他能够融入城市,而且他能够更多地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

我今天就跟大家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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