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想象与饮食未来——
山东省农业厅信息显示：去年山东农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出口150.2亿美元，同比下降2.3%，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降幅最大的一年。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农产品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低端产品、低端市场出现萎缩，高端市场、高端产品持续增长;深加工、品牌农产品出口增势强劲、而初级、鲜活农产品出口有大幅下降的趋势。
这个进出口现实让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到的发展家庭农场有了更深层的含义：这个可视为新型城镇化配套措施的政策概念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影响农村变革。
和国外比，中国的家庭农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什么是中国式家庭农场?它不是前苏联式的，也不是美欧式的，与以色列也不尽相同，更不是公司、企业。中国的家庭农场是在土地联产承包的基础上衍生的新兴农业经营模式。
家庭农场的建立牵扯到农村的方方面面：土地、食品安全、资本如何下乡、农村生活新秩序如何建立等诸多问题。
同时，农场主们的角色如何界定?是中产阶级的灵肉自救，还是商业资本的人文包装?它如何影响一种新的农业秩序?并带动人们对“三农”的重新认知?
家庭农场的复古轮回：对土地、粮食、自身的重新认知
农场又回来了。似乎是一夜之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农场。
家庭农场，农是根本，如何生产出更加安全放心的蔬菜，这是家庭农场带给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变革机遇。
长期以来，“种地”、“农民”等相关词汇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带上了一层歧视性的含义。传统的耕种方式不再得到尊重，农村的生活方式逐渐变得粗糙，生产方式也逐渐变得野蛮。在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化肥、农药、激素被使用，记忆中的故乡开始变得面目狰狞。
粮菜高产了，截至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粮菜的品质出现了大幅滑坡，食品安全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粮食和蔬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不用多讲，现在却不得不讲。自然界首先为我们提供了食物，让人类摆脱了饥饿。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中，历朝历代都将粮食生产作为王朝稳固、人民安居乐业的立国之本。江山社稷中的稷就是最先被祖先驯化的农作物之一。对五谷的敬畏和珍重，影响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最新的数据分析也表明，中国王朝的更迭除去统治者本身的统治之道，还与气候变化和稻米的价格息息相关。
另一个事实是，现在的小孩基本不能区分粮食作物，分不清小麦、大麦、稻谷、蚕豆等这些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粮食作物和一些基本蔬菜。
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人们离疾病越来越近。童年已死，“现代病”愈发沉重，几十年的进城运动让我们丧失了自己的精神乐土。
在中国，攀谈粮食作物赏析似乎有些老土的感觉，无人问津的粮食和蔬菜，冰凉冰凉的，而西方媒介里对这粮食的担心却一直是新闻报道的焦点和热点。《谁来养活中国》一书的担心并非无中生有，骇人视听。
西方有不少国家特成立了研究中心，如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弹性(Resilience)。中国似乎忘记了这些古老的智慧，研究少，利用更少。难怪乎孩子们对他们自己感到惊奇了。
我们何时何地丢失了对自然的敬畏感和对自然恩赐的感激之情?或许，家庭农场的兴起，让我们将目光回到田野，让我们能够重新建立对农耕社会的诗意想象，这是一种轮回，代表了我们对土地与粮食的尊重，代表了我们对自身的重新认知;这也不是一场轮回，因为它为现代农业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我们应该回到哪里：
“新下乡运动”的机遇与现实
土地如何来?地由谁来种?资本下乡与知识下乡在这一次产业革命中成为一个显著标签。
谁来种地?当前中国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同时有务工和务农的两笔收入，而可以温饱之余，还有闲钱置办奢侈品。正是凭借这些中老年农民务农，中国粮食实现了“九连增”。
农村年轻人进城碰运气。运气好，他们可以获得稳定就业和高收入，从而可以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体面的一员。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年轻时容易找到就业机会，随着年龄增长，他们逐步失去在城市就业的优势，逐步丧失融入城市的信心。与其艰难地漂在城市，不如回到农村种田去。
更多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也可以回乡种地，他们的商业目光与品牌意识能够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成为新的熟练农民，他们耕种土地，生产粮食，养活自己，也养活中国。
资本如何下乡?近年来，资本下乡租地成为普遍现象，而“公司+农户”是其主要模式。涉农公司大规模流转农户耕地经营权，将耕地平整后，通过“反租倒包”返聘部分农民耕种。
这种做法曾经引起多方争议：一方面，工商资本可为改造传统农业注入资本要素，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提高农业经营水平及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亦出现了农民沦为雇佣工人、不能合理分享土地经营收益的现象。
更有甚者，一些公司将耕地流转后进行“非粮化”“非农化”生产，甚至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
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中，因为农村的弱势现状，他们的声音和利益往往会被淹没在资本的喧嚣中。目前中国尚有2亿农户、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一旦将耕地流转后无法就业，失地农民的生计将出现问题，农业蛋糕被城市人群、城市资本再次分割后，留给农民的利益有多少?
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是：现在社会呼吁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而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也就是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是要分享农业收益，分割农业蛋糕的。本来农业蛋糕就不大，九亿农民来分的份额就很少，现在资本加入进来分农业蛋糕，农民就更加难以从农业中获取收益了。
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食物价值却越来越少。
更诡异的是，据说农业是效益比较低的产业，资本下乡从事农业尤其是从事粮食种植，是不划算的，所以要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政府补贴资本下乡去分农业蛋糕，去占农民既得利益，而九亿农民中，虽然现在有2亿多进城务工了，但所有人都知道，这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大多数不可能体面融入城市，而终究还要回到农村。
如何分割家庭农场带给农村的蛋糕，这是我们必须警惕、注意的现实。
成长的关键：是否能获得足够的社会化服务支持
家庭农场是否能够快速成长，亦和其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社会化服务支持有关。
家庭经营虽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但并不意味着千家万户的农户都必须完成从种到收的全过程。实际上大量的生产流通环节完全可以采取社会化服务的方式来完成。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从世界农业发展规律来看，社会化的服务是解决务农劳动力老龄化的根本手段，也是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重要途径。“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
中国以往的农业体制，一直存在着重视农业技术研发，忽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弊病。
据悉，中国今后的政策调整方向，亦将是在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服务为主的情况下，调动广大合作社及农业企业的积极性，鼓励其成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并将其纳入国家政策扶持的范围。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公布实施以来，各类生产合作社出面流转耕地进行经营成为一种潮流。截至目前，由合作社流转的耕地面积已达4488万亩，占到全国耕地流转总面积的16.4%。
针对合作社目前这种重流转、轻服务的局面，学界有观点认为：合作社成立的主要目的应是提供服务而不是由其来流转土地，特别是不应让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
原因之一为：中国现有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由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村集体向农户提供统一经营服务。
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将合作社亦纳入到了和村集体一样的“统”的领域。假如以合作社名义流转土地进行生产，意味着“分”的层次被吞噬掉了。
其次，假如农民将土地入股后合作社发生破产，此时的土地已经变为了资产，要去抵偿债务，农民就会出现失地危险。
农业研究领域进一步的共识是，在后续的配套政策措施中，继续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农业;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提高粮食直补，促进农民增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