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成为了农村流行的创业方式，大学生回乡当农民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多。图为2013年3月19日，山东聊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侯磊在自家的温室大棚内劳作，他希望做些现代农业的试验。
家庭农场，一个充满着美好生活想象的词语，在现实中却面目模糊，并遭遇产权、资金等诸多难题。
不管什么形式，如何让家庭农场联结农业与各路资金，使农村土地焕发出农业意义的生命力，是关键所在。
“家庭农场”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一号文件”中。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这个充满着浪漫美好气息的词语，迅速流行开来。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约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全国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家庭农场已超过6670个。
家庭农场到底是什么?现实状况又如何?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由于中央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家庭农场依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而各地兴起的热潮，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农民自己成为农场主，二是城里人下乡圆农场梦，三是城市资本下乡。
城里人下乡记
“这能让我内心安静。”王菲(化名)喜欢站在自己的农场里，听着风吹松涛的声音。这里有花，有树。周围环绕着青石板垒起的墙。
2007年，重庆人王菲退休后，一次市郊徒步时发现了西山村天子寨。童年的农村生活记忆被当地情境激活，她与另三个朋友一起租下了这块地。
拥有一个农场，这简直是无数城市人的梦想。尤其是，随着近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城市人开始像王菲一样，反向向农村流动。
有趣的是，自从6年前重庆被批准为统筹城乡综改试验区以后，这里对于各路资金进入农村一直保持着相对宽松的氛围，各种试验一直十分活跃。家庭农场自然也不例外，王菲身边就有不少人以各种方式下了乡。
不过，当初想象中的浪漫，很快遇到坚硬的现实，首当其冲的便是“钱”。
当时他们与村委会谈妥，租地40年，租金35元/亩。44亩地，一次性缴纳20年，约3.2万元。没想到，第一年，修路、拉电线、做水塘、买树苗，花了约40万，但果树死亡近80%，损失15万。
2009年，重庆市政府提倡全市种树，于是他们改种香樟、水杉、桃树等。这次又投入十几万，树苗至今成活了约八成，但还需三四年，才能长成。花了十几万打井，却不出水，导致高价做的水池也荒废掉了。
现在，光农场一年的正常维护费，就要几万元。而其他股东心灰意冷，不肯再投入，就靠王菲夫妇每月不到五千块的退休工资支撑。贷款的念头也曾有过，但很快就放弃了，能不能贷到不知道，即使贷到了，也付不起利息，因为农场没产出。
而陌生的农村，也让城里来的这些人充满了不安全感。王菲的树苗时常被偷，连鸡、狗也难逃厄运，“最初一年，我们有200只鸡，到年底只剩六十多只了。”
想建生活用房，地方说政策不允许。好不容易村里口头答应，三个村干部抢建房生意，搞得没法动工。
更让他们担心的是林权和地权。
“希望办下林权证，这样才有安全感。就像盖了房子要有房产证。”7年间，他们种树花费了近20万。但相关部门告知，需要先认定退耕还林，才可能争取林权证。2011年，林业部门来调查取证后，却一直没有下文。
从村民手中租来的地，则是更大的麻烦。
2011年冬天，一名股东在山上被一个颤巍巍的老村民拦住要求还地，理由是当时是儿子签的字，他没同意。这个股东请他喝了酒抽了烟，才平息下去。
事实上，从2010年开始，就陆续有村民找上门要收回土地，即使当时明明已经签过协议。
这让没有地权的股东们变得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号文件’已经出台”，王菲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即使她并不知道家庭农场到底是什么，她所注册的也并非是家庭农场，“希望重庆快点出台家庭农场政策，帮帮我们”。
什么都得自己干的农场主
与王菲们不一样，张泽城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而且，张是重庆首家工商注册的微型企业家庭农场主，经营着20亩土地。
2012年3月以前，张泽城还在东莞做保安队长，每月近4000块收入。公司倒闭后，打工多年的张决定回家——一个距离东莞1700多公里的村庄，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凉水村7组。在外打工多年，他整天看家乡的新闻，“电视里说惠农政策很好，家乡发展得很快”。
回家后，他准备种蔬菜，父母也来一起干。
“最初的投入约3万元。”张泽城说。包括购买菜种、建沼气池、买肥料等等。其中政府给予微企补贴24000多元。
最大的成本则是土地流转金。20亩土地，租金平均300元每亩，近6000元。一开始，即使愿意掏钱，也租不到地——有人嘲笑他，“这年头还回来种地，怕你亏得租金都付不起。”
后来，父母亲出面，地总算租下来了。但地里所有的活，几乎都得张家人自己来干。
2013年3月的一个早上，8点钟，张泽城起床干活了。他推着1400多元买来的耕田机下了地。在外打工多年，张泽城对农活早已生疏，“回来复习了近一年”。
初春的上午，阳光洒在地里翠绿的油麦菜、莴笋上，他和父母正在地里施肥。中午睡上一会，下午接着干活。半夜他就得起床骑着摩托车去市场上卖菜。
这就是这位农场主的日常生活景象，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虽然中央与地方都并没有具体规定，但这样的职业农民的农场，显然毫无争议地正是“一号文件”所鼓励的家庭农场。
不过，这样的家庭农场，却普遍十分脆弱。
让张泽城最为担忧的是，即使他勤奋劳作，即使他努力去参加政府组织的种菜技术学习，也难以避免风险。
2012年6月，他种的娃娃菜没有生长，他认为买了假种子。现在，他又发现地里的香菜不见长，损失已是必然。2012年，张泽城的农场每月收入约1万块。平分到5个人，才2000多元，“这比打工累，也赚得少”。
3月9日，凌晨2点多下起雨，随后是冰雹，眼看要收割的油麦菜和莴笋被打得千疮百孔，“就像被鸡啄了一样，全报废了。”张泽城说，“损失3000块吧。”
资金之困
除了风险，对这些由个人来支撑的家庭农场主们来说，另一个发愁的问题是资金。
即使是在最早发展家庭农场而且民间资本实力雄厚的宁波，这也依然是个普遍的难题。
宁波家庭农场主吴家辉养了500头猪，现在维持猪场运转的资金主要是来自早年做建筑生意的积累，他用“勉力支撑”形容。
如果猪价很好，资金尚能周转，可是一遇到猪价不好，钱就不够用了。
一头猪养到两百斤的成本是一千五百块钱，也就是说成本七块五毛钱一斤，但最近猪价只能卖到每斤七块一左右。“每卖一头猪我要亏一百块，卖出去越多亏得越多。但不卖会亏得更多，猪要吃，也可能得病。”吴说。
如果要扩大规模，钱的缺口就更大了。
吴家辉算了一笔账。首先是造房子，基础设施建设，然后需要引种。引种之后还有前期的费用，比如说产仔。从引种到猪出栏要花去一年时间，这一年完全是投入期，没有盈利，第二年才可能收回成本。
吴家辉想去银行贷款，第二年就能还回去。但是银行需要房产证作抵押，而吴的农场虽然有十几亩地，却没有产权证。他很羡慕周边的工厂，“工厂厂房能办产权证，可以用作抵押”。
宁波农业局经管处办公室主任赵立新介绍，“宁波市政府目前还没办法，但区县一级有。例如余姚，政府出面担保由银行向农场主贷款，最高20万元。”
不只是宁波，在全国各地都还没有好办法。即使偶有突破，也只是很小规模。
在家庭农场试点较早的武汉，允许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做抵押申请贷款。但是银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特别是农户不愿意放贷。因为现在农业风险很大，生产周期长，效益产出慢。
武汉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农村土地承包管理科科长王文才说，“我们与银行协调过，也向上级部门反映。政府要求银行对农户予以扶持，但银行有难处，只能继续协调。”
而张泽城则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补贴上。
他所在的重庆万州区，不仅农场成功申请注册商标就能补助2000元，而且对微型企业家庭农场还有补贴倾斜。
“成立一个微企家庭农场，财政会补助30%-50%。”万州区工商分局副局长向俊说，“一般农户缺少抵押物，银行这条路基本走不通。只能从微企扶持资金上想办法，但最多只能有15万元。”
资本下乡悖论
渴望资本的农业，在“一号文件”的春风里，盼来了各路工商资本。
咖啡馆里，杜敏穿着一双布鞋，盘坐在沙发上，体型看上去像一尊佛。他的对面，一位咨询者正说明来意：“现在大多数做农业的公司都是外行，所以必须找你帮忙。”
杜敏是重庆市碧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08年开始，他与弟弟、弟妹、岳父母5人成立公司种蔬菜。到现在，他已有了3个蔬菜基地，在当地颇为出名。
这些天，找他合作的公司很多。他感觉到，“农业迎来了春天”。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2年重庆市就有一千多家企业涉足农业，资金规模约300亿。
不过，农业的钱并不好赚。重庆市统筹办对10家农业企业进行抽样分析，发现这些企业累计投资已达25亿元，累计利润仅2.5亿元。相当于投入10元，目前只挣回1元。
在杜敏所在的璧山县，他眼见着身边的同行“死了”一批又一批，从2008年到现在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一大难题是找不到人干活。这些资本下乡之后，往往需要雇用许多农民干活，可是农村留下的人并不多。杜敏的第一个蔬菜基地璧山农场，需要13个工人。但招了5年，也只招到12个。
现在，他的几个农场里雇用的工人加起来超过150个，但90%以上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因为年轻人多进城打工去了。
更大的风险则在于价格波动，不过杜敏用直销解决了这个担忧。
他借鉴了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客户交纳一年数千元的费用，公司将蔬菜直接配送到客户家中。在连亏了两年之后，直到第三年客户超过400家时，公司扭亏为盈。“直销避开了蔬菜价格波动，只要能压低生产成本，就能赚钱。”杜敏说，“现在我们每公斤成本在6毛钱。”目前，其公司每年毛利约180万。
但是，这些大资本，对于农村来说，又盼又恨，因为农业也往往容易被资本所伤害。
“如果只做农产品的话，效益太低。”李斌(化名)说。他是一家农业公司老总，其所在的公司属于当地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
李斌在重庆郊区“流转”了近3000亩土地，准备搞观光农业，而且计划生产有机农作物供给高端市场。但他们也打算在这些地上再建一个高档酒店。
对农业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规定最多不超过20亩。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李斌们的办法就是“增减挂钩”——如果将农民集中起来盖楼房居住，退出的宅基地复耕为耕地，就能按一定条件“兑换”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我们把整个流转地的农民都迁出去，腾出来的指标，除了给他们盖楼房，剩下的就能用来盖酒店。”
早在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工商企业投资开发农业，应当主要从事产前、产后服务和“四荒”资源开发，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
但资本下乡圈地的冲动难以遏制。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1.5%。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0.3%。
资本就像双刃剑，为农业带来动力的同时，亦带来问题。
农业部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复中称，工商企业直接经营农地后，为了赢利，多数会搞“非粮化”生产，有的甚至进行“非农化”建设。针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导致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2013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规范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经营行为。
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对外合作处负责人方玲介绍，目前，市里并没有出台工商资本下乡准入制度。只要求企业要从事农业产业，而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她强调，下乡企业必须进行农业生产，不能以农业名义从事非农产业。
